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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由于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恐惧、孤独，使其防范意识极强，甚至生病都拒绝服用宫中药物。

    　　这种性情让他急躁而又脆弱，在日后处理重大事务时，从一个极端转移到另一个极端，由此诠释了性格决定命运的古老命题。

    　　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，十二岁丧母，自幼随其父兄出兵打仗，得到了良好的前线历练，心智非常成熟。

    　　24岁时被封为四大贝勒之一，并深得努尔哈赤的喜爱。由于处事稳健，智勇双全，在当时就是个“人皆称道的人”。

    　　从经历来看，朱由检生在深宫，长于妇人之手，缺乏对外界的了解。

    　　相反皇太极的成长环境要艰苦一些，但皇太极却在父兄的影响下，迅速得到充实的成长历练。

    　　崇祯却形影孤单，真正的孤家寡人，可以说，在个人性格和出身及面临的环境，让崇祯朱由检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。

    　　18岁这年，朱由检在危机四伏中仓促继位，此刻大明已经内忧外患，气息奄奄。

    　　出于强烈的对大明王朝的责任感，对其最恰当的词汇就是一个急字，他想通过自己的振作全面挽回大明的悬崖颓势。

    　　继位不久他就下令：

    　　“诸臣服饰袖长不得过一尺，宫中尽撤金银等器，俱用陶器。”

    　　并对全体臣僚下发谕旨不得擅自使用金银。除了大改作风外，崇祯本人成了明朝继朱元璋外的第二位最为勤政的人。

    　　他经常因为召见大臣“面决庶政”而忙的吃不上饭，有时到了深夜他还在处理国政，他与大臣商讨朝政终席无倦容，一生从无节假日。

    　　皇太极于天启六年继承汗位，时年35岁，比朱由检早一年继位，虽然继承了汗位，但皇太极对拥戴他的三大贝勒颇为优礼。

    　　每当朝会举行盛大庆典时，皇太极都会把三位哥哥摆在与自己同等位置一起居南面并列为坐，可知其称帝之初地位并非如何稳固。

    　　在不久发生了莽古尔泰“御前拔刀”，皇太极得到支持后，才将其革去大贝勒爵位，最后在圈禁十年后死于禁地。

    　　第二年正月，在代善等人明智选择下，皇太极正式废除“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”，改为自己“南面独坐”。

    

　　由此，皇太极才成为能够全面支配八旗各主的权威人物。

    　　虽然二人均十分努力，但崇祯的成效却大打折扣。相反，皇太极不断稳固权威后，将满洲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度。

    　　崇祯与皇太极都是明朝末年较有作为的皇帝，但是他们在用人和军政谋略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    　　急躁的性格和面对大明官僚机器整体素质下沉的情况下，他对文武官员越来越缺乏信任。

    　　崇祯认为，内臣都不堪使用，不得已大量启用宦官，对于使用宦官内臣，崇祯也说出了不得已的苦衷：

    　　“文武各官，朕未尝不信用，谁打起精神实心做事？只一味朦徇诿饰，不得已差内臣查核，原出一时权宜，若是差来不行，差他做什么？你们外臣果有肯做事，朕何必要用内臣。”

    　　当时对于皇帝使用宦官的危害，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总结：

    　　“宦官内侍之流，若用为耳目，即耳目蔽，用为心腹，即心腹病。驭之之道，在使之畏法，不可使有功，畏法则检束，有功则骄恣。”

    　　此外虽然能够不拘一格选人用人，然而17年里，却是庸才遍地，以当时最重要的阁臣为例，总共五十人。

    　　其中周延儒、温体仁为首辅最久，可周廷儒实庸笃无材略，且性贪，另外的温体仁专务刻核，迎合帝意，且在其任内，未闻其进一善言，未闻其行一善政。

    　　要命的是，负责明朝军事的总督、巡抚、总兵、副总兵大多不懂军事，鲜有能带兵之人，尤其在毛文龙和袁崇焕死后，当时整个大明已经没有真正的大将。

    　　如王洽在担任兵部尚书后，以至于到了不习边事，闻惊仓惶无以应。

    　　相反皇太极在使人用人上更为从容，首先其父给他留下了重要的四梁八柱的几大贝勒和子侄们。

    　　皇太极在崇祯四年，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，他故伎重演，给他们最好优待，并以此招降祖大寿。

    　　第一次祖大寿熬住了，第二年皇太极再次围困城中断粮的祖大寿，这次与祖大寿城下之盟。

    　　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，让他做先锋带兵攻打锦州，在锦州城下，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。

    　　此时皇太极招降的战略高度和眼光再次表现出来，他亲自好安慰与祖大寿一起投降的降将，并给祖大寿的儿子们赐予宅院，将祖大寿与他们区别开来。

    　　虽然此后历经了漫长的七年才再次俘获祖大寿，这一次，祖大寿以为不免一死，出乎意料，皇太极依然对其诚恳劝慰，最终祖大寿被彻底征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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